1981年，台湾歌手陈彼得推出首张个人专辑《也是情歌》，没想到最火的不是主打歌，而是一首叫《阿里巴巴》的非主打歌，一句“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唱遍大江南北。
马云最骄傲的，是阿里已不需要他
此时的马云正在第一次读高三。此后两年，这个青年一点都不快乐，因为他要连续三次参加高考。除了马云，中国商界大佬中只有俞敏洪达到过这样的高度。
但马云与俞敏洪的本质不同是：一个身边的合伙人越来越多，一个身边的合伙人越来越少。事实上，这不是马云和俞敏洪的不同，而是马云与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不同。
在自己54岁生日之际，宣布了中国最大互联网公司的接班人计划，并在一年后交出董事长席位……大佬马云做了大佬最不可能做的一件事情，至少在中国是如此。
同样74岁，北传志和南正非，灿若星宿，但关于接班，一个过早地作出了决定，一个迟迟不作决定。历史学家评价康熙大帝文治武功、英名盖世，但在接班人问题上搞得鸡飞狗跳、一塌糊涂。康熙的烦恼，华盛顿没有。
2014年，马云带着阿里“合伙人制度”准备奔赴香江时，被告知以违反“同股同权”为由不能在港上市；四年之后，阿里成为中概股市值最高的公司，港交所也终于接受“同股不同权”的机制设计。港交所的烦恼，华尔街没有。
古今中外，一家公司的传承问题无非两种：家族延续或者创始人转移。前者主要适用于单一股份型公司，后者主要适用于存在几个联合创始人的公司；前者风行上千年，后者流行于新经济崛起之后。李泽楷接班李嘉诚、徐小平王强把新东方留给俞敏洪，是上述两种传承模式的集中体现。
美国历史比中国薄，但美国商业公司的接班人制度要比中国公司成熟得多。很多人以为美国主要是靠悠久而庞大的职业经理人群体解决接班人问题的，但殊不知，空降CEO已经不是硅谷科技公司的主流。
乔布斯在离开之前就已经选定了库克、鲍尔默不行盖茨还可以选纳德拉、施密特老了谷歌还有皮查伊……这三位接班人有一个共同点：都在公司有超过10年以上的工作年限。你说他们属于创始人还是职业经理人？
合伙人制度本质上是在创始人和职业经理人之外，找到了一条道路，而不是一群人。当年喊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CFO做CEO”的马云，怎么也不会想到如今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的两大CEO都是CFO出身。不是马云变了，而是张勇、井贤栋们变了：阿里高度统一的企业文化特别是合伙人制度，把他们从过客变成了东家。这个制度既是组织保障，也是路线保障。
战略规划能力一直被认为是阿里的核心优势。马云说，阿里是一家愿景、使命驱动的公司，因为相信，所以看见。这意味着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至关重要。而一旦把旗帜问题、道路问题搞清楚了，考验的就是执行力，这恰恰又是最显著的阿里企业文化。合伙人制度，上接战略，下衔文化，融二为一，就是绷紧履带的压路机。
合伙人制度的先进性，体现在它把一家公司无形的东西具象化、实操化，这是典型的顶层设计。而不用再摸着石头过河。
香港媒体每年年底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评选上市公司的“打工皇帝”。“打工”意味着是职业经理人，“皇帝”象征着巨额高薪。公司业绩好坏，直接和年终奖挂钩，职业经理人的评价体系，永远是以年甚至以季度为单位。短期目标高于长期梦想。
某种程度上，合伙人制度是对“打工皇帝”的彻底否定。即使做到CEO，“打工皇帝”也是职业经理人，合伙人制度则为职业经理人提供了另一种上升通道。用一年做三件小事还是用三年做一件大事，是不一样的。当然，前提是舞台足够大。
与其说是马云选择了张勇，不如说是制度选择了张勇。在合伙人体系内，你首先要证明自己，其次要持续证明自己，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不偏离正确的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张勇接班马云、井贤栋接班彭蕾，是合伙人制度开花结果的明证。
单从外貌上看，很难想象张勇只比刘强东大两岁，同属70后。这一方面说明了阿里的工作强度，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马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目前阿里36位合伙人中，已经出现两位80后，分别是天猫技术负责人吴泽明和蚂蚁金服副CTO胡喜。
中国互联网巨头，大多胜在成事，弱在建制。二十年来，马云也是一路经历损兵折将，但收获了一套合伙人制度。这套制度比起阿里市值有多高、利润有多少，更具示范性、普世性。
当所有人都以为刘强东会辞职的时候，没想到首先把辞职提上日程的是马云。无论马云是把更多精力放在教育上还是放在公益上，他一定会释放更多的快乐。现在压力来到了与刘强东同岁的郭德纲一边。做个快乐的中年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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