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辆8吨货车，共计60车次，1500辆汽车其中有70辆大巴车，共计载着2700名员工，于7月初正式从深圳开往东莞松山湖，此次的乔迁让深圳和华为再一次被推向了舆论风口，一时间“别让华为跑了”等言辞再次甚嚣尘上。
虽然华为方面屡次澄清公司并没有“跑”，但外界依然将近几年土地、房价、用工等各类生产成本飙升的情绪，宣泄在这一次的舆论中。事实上，华为跑与不跑，或许并不是外界关心的焦点所在，外界所真正在乎的是深圳这片创业与开放的热土，究竟还适不适合让中小微企从一颗种子成长为参天大树，换句话说是，深圳还能否再造另一个“华为”?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多日的走访调研中了解到，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如今的深圳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A面是“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号召，及各类层出不穷的创业神话，而B面则是融资难，人才贵，成本高。甚至在部分业内人士看来，本应起到扶持中小微企发展的政府和各类孵化器则有“嫌贫爱富”和能力不济的嫌疑，有专家为此发出呼吁，希望深圳市将孵化器等公共创新创业平台的建设提高至城市基础设施层面。
“别让华为跑了”?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华为基地，绿树环绕，车流并不算拥挤，这座占地1.3平方公里的华为总部，其建筑密度之低在深圳这座寸土寸金之地显得难能可贵，如果外人不是特意寻找，很难想象名声在外的华为居然掩映在这片绿色之中，宁静与从容似乎与外界的认知并不相符，但就是这里却驻扎着华为培训、研发、生产等多个部门，并且由此地出发，供养着全球约18万名员工，其中仅研发人员就超8万名。据华为2017年年报显示，公司去年营收达6000多亿元，并于最新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排第72名。
而随着近日网上流传出华为搬家的消息，“别让华为跑了”再一次引发了外界关注。据悉，7月初，40辆8吨的货车，共计60车次，往返于深圳和东莞，将华为研发部门迁往了东莞，搬家货车上清晰标注“华为搬迁专用车辆”，而随着一起搬迁的是2700名员工，预计搭乘车辆在1500辆左右，其中光大巴车就达70辆。
另据此前网传消息称，华为在东莞将提供3万套员工住房，不区分楼栋、楼层、户型，单价均在8500元/平方米，以两居室最多，占比约76%，分房对象为15~19级员工，且入职满3年以上、在东莞常驻等要求。据《每日经济新闻》此前报道称，有员工对网传内容予以证实，并表示员工住房在5年后不能像普通商品房一样交易，如果在华为工作不到5年，离职时需将房屋退回公司。
华为相关负责人在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应称，公司在十多年前就已在国内及全球设立各类分支机构和研究所，此次属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华为向东莞转移早已于2008年开始，终端总部、生产基地、培训基地等多个项目相继建成。
记者此前在东莞松山湖走访时也看到，多数办公楼宇等相继建成并投产，其“溪流北坡村”的欧式建筑风格也处于收尾清理阶段，唯一与深圳总部相似之处是建筑密度依然很低，就在这片占地1900亩、总投资超百亿的新基地里，华为还拥有一座大型天然水库，绿树相映之下美景尽收。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耀认为，华为此次搬迁外界无需过度解读，其公司总部依然在深圳，企业对区位进行选择和调整背后有很多原因，比如成本、资源、市场等，部门搬迁能相对减轻公司部分负担。
地少地贵房价涨
事实上，之所以华为此次搬迁再次受到外界关注，与近几年深圳市土地、房价、用工成本等上升不无关系，虽然深圳市一直在打造营商软环境建设，但从龙头企业到中小微企都已经深感创业的“硬门槛”正在层层叠加和转嫁到经营者身上。换句话说，华为所面临的困境，是深圳所有中小企业的一个缩影。
“华为的搬迁是一个城市转型升级的必然，深圳本身用地面积比较小，而随着华为的壮大其用地规模已经难以满足，深圳已经难以承载其需求。”微漾产业创新平台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华为走的最‘错’的一步就是它专精于本行业，却并没有像其他公司一样在深圳早期大肆获取土地。”
事实上，华为没有像其他公司一般大举圈地的确是“错”了，而现如今再重返深圳土地市场也已是枉然，因为除了贵之外，深圳也几乎到了无地可用的地步。
相关数据显示，深圳2015年全市建设用地面积已经达到97550公顷(9.755亿平方米)，距离《深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要求的2020年规划控制目标(9.76亿平方米)，仅剩下50公顷(50万平方米)的净增建设用地指标，而在这种背景下，深圳市规土委不得不在2017年5月将1600公顷的耕地予以牺牲，调整2020年规划控制目标，将建设用地增加2800公顷至100400公顷。虽然此举能暂时缓解土地供需矛盾，但在中央多次重申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要求之下，深圳的土地困境依然严峻。值得一提的是，深圳虽然连续多年经济总量排在全国第四位，但城市面积却只有北京的1/8，上海的1/4，广州的1/3.5，重庆的1/42。
为此，深圳市政府不得不将目光聚焦在“城市更新”上，但这对于包括华为在内的公司来说，既喜也忧，喜的是周边环境确实能得到改善，而忧的是房价、地价等在不断飙升。以华为所处的龙岗区坂田街道来说，此前龙岗区政府为“服务”华为喊出要打造“华为科技城”，由此也引入了多家知名房地产开发商，但结果却引发华为连发澄清公告称，华为科技城与华为公司并无关系，致使该项目最终改名为“坂雪岗科技城”。
记者近日走访坂雪岗科技城发现，受到周边居民拆迁阻力等影响，坂雪岗科技城并未完全落地成型，摩天大厦依然与村民的握手楼互相交错，但即便如此，房价却已经不能同日而语，科技城也基本房地产化。
“2011年佳兆业城市广场这边房价每平方米只有一两万元左右，现在都达到五六万元了。”Q房网的中介感概道。而就附近的商办类用房而言，依然不容乐观，据天安云谷工作人员介绍，该项目写字楼售价已达三四万元每平方米，而公寓产品几乎与周边住宅看齐，奔向5万元/平方米左右，而就租赁价格而言，也达每月每平方米120元至130元。“华为在我们这里租了两栋楼办公。”
放眼整个龙岗区及深圳，几乎也是涨声一片。据CRIC统计，2017 年，龙岗商品房均价为41495元/平方米，相较于2007年的成交均价为10764元/平方米，这10年的上涨幅度已经达到285%。
而深圳商品房(含一手住宅、公寓以及商办)均价也从2007年的14306元/平方米上涨至目前的57013元/平方米，涨幅为299%。
被绑架的“中小微”
事实上，深圳市近几年挂出的土地，其工业用地的占比并不低。据中原地产数据，自2012年至今，深圳挂出土地超300宗，出让成功265宗，出让面积超过768万平方米。从土地用途来看，商业用地占比最高，达到47%;而工业用地占比也不低，达到45%;三者中，居住用地出让面积占比最小，不足8%。
然而45%的工业用地，也并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深圳市的创客密度，相较于规划预计的密度而言，整整溢出17.6倍，高密度的创客数量，挤压在有限的空间中，产业用地的供需关系显然“头重脚轻”。据深圳市政府印发的《关于促进创客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通知》显示，深圳市政府计划从2015年开始，全市每年新增创客3万人。到2017年底，全市创客超过10万人。
前来深圳创业的创客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计划中的10万人。据统计，2016年深圳创业者超过176万人，截至2016年年底，深圳累计实有商事主体超268万户，创业密度居全国首位。随着深圳市场主体的增多，深圳的产业空间也愈发稀缺。
另外，记者注意到，由于供需不平衡，写字楼租金等也是一路水涨船高。据中原地产数据显示，2017年4月至2018年2月，深圳甲级写字楼租金指数在228~264元/平方米/月的范围内浮动。而与深圳相邻的广州，其甲级写字楼的租金范围，仅在185~190元/平方米/月的范围内浮动。
此外，据易居研究院数据显示，2016年、2017年深圳甲级写字楼空置率为13.26%和16%，但截至2018年第二季度，全市空置率仅为9.7%。“深圳当前的写字楼空置率显然不高，从全国角度看，类似低于20%的空置率都属于不错的状态。”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置评说。
几年前，毅然卖掉北京房产来深圳的老马已经是多年的创业老兵，出身联想产品经理的他一直从事智能硬件行业，其对租金和实体企业的发展深有感触。100多平方米的写字间既是仓库也是办公室，每月光租金就要高达七八千元，再加上10多人的团队薪酬、保险等，月固定成本基本在一二十万元左右。到深圳后，他把卖房的钱拿出一小部分以首付形式在深圳买了一套房，而大部分则全部投入到公司中。
“因为是在龙华区，地理位置相对市区来说比较偏，所以招人非常难。公司现在还处于投入和研发期，光这几年已经填进去300多万元，刚好和深圳房子升值打平。”老马调侃说，“由于房租等成本不断上涨，接下来想找个能有房租补贴的孵化器。”
“现在创业压力大主要原因是房价和房租太高，即便员工人均工资达到两三万元也是杯水车薪，从而把压力转化到企业中来了。”从事泛交通智能硬件行业的方洋说，虽然公司已经融资了几千万元级别的资金，也早已入住深圳市软件基地享受着低于周边租金的扶持，但方洋依然深感压力。“公司员工之前有很多是因为买不起房不得已离职回老家的，再不就是过来跟我说租房价格又涨了，你说我开出的薪水已经两三万了，再多我也掏不起了，我还能怎么办?”
据深圳市统计局信息，2015~2017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分别为80839元、89481元、99139元，同比增长11.3%、10.7%、10.8%。2016~2017年，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 51423元、59297元，同比增长3.3%、15.3%。
难“融”之痛
事实上，不仅是各类硬性创业成本在逐年上升，对于中小微企业而言，融资难度加大也是越来越头疼的事情。
方洋向记者表示，创业过程中对于中小微企业而言融资确实是一个难点，股权融资相对宽松，但债权市场融资基本无望。“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坦率来说做得并不多。”他表示，“像我们这种科技型企业要向银行贷款，工作人员会询问公司的固定资产是多少。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什么固定资产，又如何去抵押呢?”
而对于股权融资，方洋也表示，对于中小微企业如今也很难拿到钱。“我们进行的股权融资也是产业股东投进来的，靠的是上下游的上市公司投资，其他市场上的机构现在因为钱荒很难募到钱。”
此外，记者注意到，深圳近几年对初创项目的融资规模和数量也在急剧下滑。据清科研究中心融资数据显示，2015~2017年，深圳市天使轮项目投资数量和金额分别为488、53.67亿元;331、19.93亿元;196、10.80亿元。不过preA轮以上的投资数量和金额则分别不同程度的增长。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陈耀就此表示，从目前外部形势来说，国家今年三大重点任务之一就是防债务风险，包括银行在内各种形式的融资紧缩，时机并不是太好，要降低杠杆率，所以会抑制一些企业融资行为。而种子轮等融资数据下滑，这个应该是符合资本规律的，资本往往追求的是安全性基础上追逐利益，前期项目风险比较大。资本本身也要减少风险，一般到A轮之后往往抗风险能力比较大，避免了一些沉默成本。
上述微漾负责人表示，对于VC而言，初创类企业回报周期长、风险大，这也导致了很多创投不愿意去投资，粗略来看实际能成功融资的比例也就是百分之一二。“深圳的投资机构喜欢‘摘果子’，不喜欢从小一步步培养起来发展壮大。中国的基金本身过于浮躁，投资一个初创项目可能要求两三年就要退出，甚至还听说有按月付息的，而国外的基金大多都是十年二十年，投资一个事情用一二十年和两三年的心态肯定是不一样的。”
“相比北京的创投环境而言，深圳的机构或投资人更喜欢短平快，不太愿意长期培养初创团队，缺乏系统性，而北京则更看重长远发展。”极星资本合伙人杨海涛说。
明照资本合伙人高大明说：“近几年投融资市场也确实受到了房地产市场的压制和影响，我们在深圳做了十几年的创投融资，但就其资金回报率来看，我们最好的基金经理甚至都不如卖楼小妹。”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为了打破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僵局，深圳市政府通过设立天使母基金的形式，对社会资本的投资项目进行“引流”。据了解，该基金首期规模50亿元，将通过市场化、专业化运作，以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天使类项目。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深圳股交中心等多家金融机构近日均表示将精准扶持中小微企业对接资本市场。深圳市最新的政府公报也表示，将推动一批市场前景好、综合效益高、核心竞争力强的中小企业改制上市。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尴尬能否真正解渴，有待时间的进一步考验。
是托底还是拔尖?
融资难，房租贵，让不少初创类的企业望尘莫及，进而不少创业者将希望寄托于孵化器身上，但现实却是部分孵化器因为市场紧俏不愁租，已经沦为“二房东”，重租金、轻扶持的心态明显。
“我们基本已经满租，目前也没有相应的扶持政策。”记者在走访位于龙岗区的一家国家级众创空间微谷孵化器时工作人员说。而龙华区某知名科技园内的大数据众创空间基本处于闭门谢客，据工作人员表示，该众创空间平时基本只用作创业路演或会议使用，而其园区内的留学生产业园及电子信息产业园则难以找到相应办公场所。此外，位于南山区的深圳青年创客创业服务平台、深港智能信息与移动互联网创客空间相关负责人则表示，目前创客并不多，入住基本都是企业。
深圳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邱文表示，真正的孵化器做到盈亏平衡才算真的孵化器。“作为真正的孵化器、加速器，就是应该运营能够打平就很好了，其实一旦靠当二房东来盈利的，它就肯定是假的，它就肯定不能够花心思来做孵化。”
“现在很多孵化器基本上属于一杯咖啡，两块糖，外加漂亮的老板娘。”方洋调侃道。
“深圳的创业扶持政策很多都是竞争性质的，单就孵化器来看，像我们这种政府背景的并不多。”深圳市留学生创业园相关负责人说，“不过竞争性质的扶持也并非不对，如果创业者都没有压力了也不行。”
高大明也指出，深圳市政府的扶持政策属于竞争性政策，实际上只是给企业“锦上添花”。“500万元对于一个小企业而言它可以救命，但对于大公司来说可能都忘记去领，而这真的有类似情况发生。”而方洋认为这种做法是深圳市政府的“懒政”行为，“第一，政府不存在负担，这个钱也不可能用不出去;第二给大公司首先不会犯错误，但这没有起到扶持的作用。”
陈耀也向记者表示，政府应继续增加投入孵化器等创新创业公共平台的投入，深圳市这几年在创新驱动上成绩很突出，整体创新环境不错，但并不能全依赖市场和企业办孵化器，要把孵化器等研发创新公共平台的建设上升为城市基础设施的理念，为刚起步的初创企业多作为，尽可能降低创业成本。
此外，政府的扶持一般是要倾向弱小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企业自己生存得很好，没必要对大企业进行太多扶持，这个是需要政府调整的，包括研发创新的投入也应该面对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但因为目前中国所处的阶段仍然要缩小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差距，提高竞争力，政府也要去扶持那些在短时期内能尽快产生效益的，相对强一些的科技型企业，所以二者的关系处理并不是很容易。“至于是托底扶持弱者还是拔尖扶持强者，目前并不能单一的来说谁好谁不好，竞争性政策在一定的阶段有其合理性。”
为此，《中国经营报》记者也就相关中小企业发展困难等问题发函至深圳市政府，但截至记者发稿前尚未获得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