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磨一剑，《电商法》问世背后的阈值

　　当前不规范、不正当的“野蛮生长”时代也必将终结，许多企业特别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将承担起让整个电子商务生态更加健康的重任。

　　五年磨一剑，《电商法》问世背后的阈值

　　5年时间，4次审议，3次公开征求意见，中国电商首部电商法终于问世。8月3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电子商务法，共7章89条，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这部由全国人大财经委牵头的《电商法（草案）》颇具法律高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2013年电商被列入立法规划到最终出台的五年时间，电商带来的数字化经济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根据商务部发布《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17》显示，2017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达37.9%。作为数字经济最活跃、最集中的表现形式之一，电子商务正全面引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也成为促进开放、创新、带动创业等方面的推进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随着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商业模式创新，不仅实物电商取得长足的进步，网约车、外卖等O2O多领域的服务电商亦如此。

　　2017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达29万亿元，移动支付交易额达200多万亿元，从业人员接近4250万，均位居全球前列。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网络零售额达7万亿元，约占全球的50%；全球电子商务企业前10位中，中国企业就占据四席。

　　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问题，假货泛滥、产品质量和安全、大数据杀熟等问题不断发生，然而，对电商领域立法的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电子商务法应该具有国际性、前瞻性，希望能够增添促进电商发展的内容，电子商务法立法并不成熟。”马云为此表态。而，京东负责税务与资金的副总裁蔡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流露出的却是对电商法的极度期待：“如今，互联网是强势经济，实体经济反而是弱势经济，电子商务法应当尽快出台并执行，落实市场主体准入，加强事中监管，以及解决与线下并不一致的税收流失问题。”并且直言目前的电商法还“不够解渴”。

　　阿里和京东作为电商当之无愧的代表，观点不一形成鲜明的对照。对于这部经过多方博弈的《电商法》将带来哪儿改变，其背后有着怎样的阈值？

　　个人网店卖家登记：动了谁的奶酪？

　　“电商不是法外之地，相当多所谓的个人网店都是成规模的公司化运作，而且享受到了比实体店更特殊的超级待遇，比如：可以无照经营、可以不缴纳税收、可以无固定经营场所……这些特殊待遇背后就是竞争的不公平和对实体经济的事实伤害”在去年两会期间，刘强东在国税总局座谈会上，发了一腔“税腑之言”，话锋直指电商平台上的小微企业。

　　期间，炮轰电商纳税问题的还有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王填。王填表示，中国零售业已经进入新零售阶段，线上线下将会高度融合，电商公平纳税（尤其是C2C电商）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阶段，以便营造实体和电商公平竞争的环境。

　　电商纳税问题，个人网店等中小微企业是否要纳入登记范围，是否推进线上线下平等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也是电商法最具争议的部分。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电商法起草组副组长尹中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电商法争论比较多的就是第十条。“从草稿、调研，一直到四审都有意见。”电商相对于传统商家，政策上对待上确实有一定的不公平，但是，政策调整如何把握阈值显得至关重要。

　　此次，电商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包括自然人在内的电商经营者需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和税务登记。从最终条文来看，立法者的思路依然是登记为原则，不登记为例外。其中也留了一个缺口，那就是三审稿中将“个人从事零星小额交易活动”也纳入例外情形的范畴。

　　从市场主体登记的内容来看，应是放宽，对于广大的自然人卖家及相应的电商平台，增加例外情形，减轻了登记义务，应是利好。再就是，电商法在市场主体登记放宽的同时，又明确规定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个人卖家在首次纳税义务发生后，必须办理税务登记。

　　由此可见，本着线上线下相一致的原则，电商立法对此持肯定态度。

　　此次，电商法推翻了2008年《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中，免除自然人网店工商登记义务的规定。而政策一出台，对C2C模式的淘宝影响不可谓不大。

　　阿里系电商模式是平台模式，如果按照淘宝2017年4.82万亿的GMV来计算，按照17%的增值税来计算，淘宝卖家需上交8194亿的税收。

　　据业内人士透露，按照即将实施的电商法对于电商经营者中个人网店、微商等放宽登记主体的规定来看，至少有10%的淘宝卖家受到影响。相当于上百万个人淘宝卖家将和线下经营者一样，按照经营纳税流程依法进行登记纳税。尽管仍然留了一个“零星小额”的例外缺口，但电商法并没有规定“零星小额”的额度究竟是多少，标准十分模糊，后续仍需配套规范来明确具体标准。

　　所以，不难看出为何以自营为主的京东对电商法的有不同的诉求。

　　“一刀切地要求自然人网店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是不合理的，因此立法作了除外安排。需要提示的是，依法可以不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电商经营者，并不代表不适用电商法。”一位资深分析师表示。

　　电商法明确了电商经营者作为纳税主体，赋有纳税义务。同时，国家为了保护弱小企业、促进市场竞争、提升创新能力，规定了电商经营者可以依法享受税收优惠。硬币总有两面性，相应的优惠也只能适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

　　数据：平台共治的内核

　　此次电商法作为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基础的法律框架，涉及的面比较广，有经营主体、经营行为、合同、快递物流、电子支付等在电商中比较典型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此次电商法有对未来平台共治的前瞻性引导。

　　在电商法中指出，国家未来将采取措施推动建立公共数据共享机制，促进电商经营者依法利用公共数据。

　　此次电商法在8月27日的四审，也正恰逢滴滴“乐清惨案”的档口。在滴滴顺风车业务下线整改期间，相关部委对滴滴的数据接入进行了相应的通报和监督接入。建立基础信息共享和上报制度不可谓实现平台共治的一个可行路径。

　　出租车司机杀人，不会去找出租车司机，那是因为所有出租车信息在当地公安局是备案的。而滴滴司机的信息，如果能和公安联网，共享上报，这次乐清事件的解决结果或许不一样。基础商业信息必须上报，好比住房子警察要登记信息一样，这是国家维持基本秩序的需要。如果公安局掌握这部分信息，相信滴滴司机作案以后，不至于在锁定上延误黄金时间。

　　据相关报道了解到，地方交通执法部门与滴滴公司围绕不合规网约车监管进行了一场长达一年的数据拉锯战。

　　一位地方交通监管部门相关人士曾经描述了这一监管的难度，其中一个难度源头即为数据的缺乏。该监管人士所在的城市从今年5月开始对不合规网约车进行了一轮整治，但是在整治过程中，需要平台方提供报数据，在有效数据进入政府监管平台后，大量不合规的网约车将会成为重要的监管目标——多个城市交通管理者已经在约谈中要求滴滴限期清退平台上不合规的网约车。

　　“一开始，我们当时要求滴滴在既定时间内清退若干车辆，并且按日上报清退车辆的数据；后来我们改变策略，要求滴滴每日上报剩余车辆的数据，如果我们发现运营的网约车不在滴滴上报的车辆中，我们就会罚款，最终累计罚款超过40万。”该人士表示

　　数据被互联网企业视为极为重要的竞争力。不仅京东、阿里一直标榜为科技公司，作为商业基础设施的提供者，其底气也就来自于数据。

　　程维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关于无人驾驶领域的竞争时，提及滴滴的优势之一即为数据，在程维看来滴滴平台有2100万车辆，其他无人驾驶竞争者均没有如此大的车队帮他们进行数据收集。滴滴智慧交通首席科学家刘向宏在2018年的一次论坛中曾经介绍滴滴每日处理的定位数据达到了106TB（1TB为1024GB）。

　　数据同样是是当前互联网立法中必然涉及的内容。电商法也不例外。

　　电商法明确规定了电商平台需向市场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报送经营者的身份信息和税务相关信息。同时，还需要按照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要求提供相关数据信息。此外，平台还需积极履行提示经营者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和税务登记的义务。

　　无论是数据主动报送还是被动的提供，对于电商平台都是不小的压力和负担。但它的积极意义也不容忽视。从监管角度而言，可便于登记和税收制度的落地。无论是市场监管部门，还是税务部门，要履行登记和收税的监管职责的前提是掌握经营者的相关信息。只有赋予平台及时报送或者提供相关信息的法定义务，上述目的才可能实现，登记和收税的相应规定也可能落到实处。

　　整体看，市场主体登记、税务登记、数据报送、数据提供，四大核心义务，全面系统，互为补充，为电商平台编织了一个巨大的法律规制网。

　　相应责任：折中阈值

　　在对于平台责任认定上，从“连带责任”到“补充责任”再到“相应的责任”上几经改动。

　　相较于三审稿，我们看到《电商法（草案）》有了重要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平台经营者的“连带责任”修改为“补充责任”条，以及对“平台经营者不合理限制平台内经营者的交易”、“对平台内经营者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依法采取必要措施”的处罚上限做了明显提高。

　　从“连带”到“补充”，多位学者直言，这两个字的变化将深刻改变平台的利益格局。然而，在四审稿中，中国消费者协会于8月29日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称，这两个字的修改将很大程度上减轻电商平台的责任，使得电子商务法有严重隐患，希望能够改回“连带责任”。

　　不同的声音出自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持召开的“电子商务法三审稿立法建议”研讨会上，美团研究院院长张腾质疑，第37条的规定是否意味着，滴滴要变成出租车公司，美团要变成餐厅、酒店等公司？“给平台加了很多安全保障的义务，逼迫着这些平台为了实现这种义务，变成一个个线下实体，这和互联网发展的初衷是完全违背的。”

　　因而，电商法最终确定“相应责任”做了折中处理。

　　薛军说，未来争议解决中，如果特别法有所规定就从其规定，否则需要法院依据平台的过错、责任性质和份额等具体认定，可以理解为更有弹性和灵活性。

　　平台责任的加减法争议，也体现在其他立法细节中。2016年以来，不少新增法条都对社会热点问题作出回应，比如“共享经济下的押金退还问题”，剑指“大数据杀熟”的个性推荐条款等，都旨在加重平台责任。

　　电商作为经济发展的创新引擎，伴随而来的问题亟需法律在监管上给予风险提示和引导。对于实体和线上的权责之争也是一个需要平衡的问题。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就表示，实体企业承担大量责任，电商平台不应特殊。

　　线上平台已经成为消费者主要的购物渠道，产品和质量也成为消费者诟病平台最突出的问题。立法应该参照对实体零售企业的管理，强化平台主体责任，而不是避重就轻。这对于维护消费者利益，抑制假冒伪劣和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鼓励实体经济改进产品质量，推动供给侧改革的推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目前部分平台利用灰色地带，漠视现有法律法规，挑战社会道德底线，对于社会和消费价值观的负面导向不容忽视。很多百货，购物中心和超市也是平台型企业，多年来，实体企业在食品安全，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承担了大量责任，也努力消除了诸多隐患，这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电商平台不应特殊。

　　电商法作为安全审核义务，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平台责任阈值需要周全设计，考虑面和辐射面需要不断地补充和调试。

　　所以，首部《电子商务法（草案）》问世，意味着全面电子商务的时代已经到来，它后续的发展与进步，都将更加稳健与成熟。当前不规范、不正当的“野蛮生长”时代也必将终结，许多企业特别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将承担起让整个电子商务生态更加健康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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