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往常一样，陈义在4月28日这一天的上午九点，准时达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位于五棵松的北京耀莱成龙国际影城。这是一个周六的上午，人比平时多一些。陈义独自等待着来看电影的人，低声询问每一个经过他的人是否要电影票。
“996”是陈义的日常——影院的营业时间就是他的“打卡时间”，周末更是不能松懈。然而，他近几年的平均月收入一直维持在2000~3000元，最好的时候也只能到4000元，远不及滴滴快车或顺风车司机的最低收入水平。
尽管已很少在电影院门口骚扰观众，但这个没落的群体还是一轮突如其来的“刷票风波”推到台前。
刷票风波
4月28日，《后来的我们》上映，但当晚就曝出“刷票争议”。此后无论猫眼官方声明，还是恳谈会上的COO康利均表示，在38万张票，涉及1300万的票房中，有54%的订单确定是用户正常改签行为;剩余46%退票订单中，有部分确定为恶意刷票，疑似黄牛行为。
但一些影院经理或负责人并不认可猫眼的官方说辞：“54%的正常用户退票本身不符合常理，‘黄牛’一说更是匪夷所思。”“这份公开声明漏洞百出，猫眼宣发应该是‘猪队友’给坑了。”
在中影股份制片分公司制片市场总监陈昌业的观影经历中，几乎没有遇到过电影票黄牛。他对虎嗅说：“我倒是知道有倒电影优惠券和电影节票的。他们(黄牛)会囤优惠券、会员卡，但不会囤电影票，因为囤票的风险太高了。 ”他认为黄牛恶意退票的可能性不大。
数据显示：电影上映首日便收获了1.22亿的票房，但身为黄牛的陈义却没怎么挣钱，那一天，他净收入两百多块，与往常水平相差不大。
和同行一样，陈义被互联网电影票务公司挤到了历史的角落。
黄牛的“黄金时代”
今年32岁的陈义来自安徽阜阳，五棵松耀莱几乎是他7年来唯一的工作场所。作为一名行业“老人”，他的获票渠道很固定：其中一部分票来自二手网站，一些公司员工会把公司发的电影福利票挂在转转、闲鱼等二手网站上。还有一种方式是，他常年是电影院的会员，以充值的形式拿到打折的电影票。
他以25~30元的价格收票，以35~45元的价格卖出。收票的数量取决于电影的火热程度。
最差的时候他一天能只卖出几张票。不过，陈义有一些固定客源：多年的从业经历让他积攒了将近100名客户，大部分是影院附近的居民和学生，这些回头客是他收入的稳定来源。
电影票黄牛早已是“夕阳行业”，生意不好做，转行的人越来越多。
大约在5年前，和陈义一起干活的有二三十个人，现在只剩下几个。“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陈义自嘲道，他们互相认识，但不会抢生意，因为大家都赚不了多少钱。
这和几年前的情形完全不同。
2010年，《变形金刚3》登陆长沙万达电影城——那是当地唯一一家IMAX 3D放映厅。前去看电影的观众发现，不管他们多早去排队，都买不到好位置。好票都被黄牛抢走了，票价翻了一番，从100元炒到近200元。他们对排队买票的观众说：“你明天来也买不到好位置的票，因为明天的票已经在我们手上了，你怎么买得到呢?不如早买早看。”
彼时的黄牛非常嚣张。
据华声在线在2011年的暗访发现：
在这家影城售票大厅，几个男黄牛合伙“驱逐”一女黄牛。这位女黄牛，需要向他们缴纳每月几千元不等的“保护费”才能在四楼卖票。而影城保安几乎对此“视而不见”，甚至与他们相谈甚欢。这家影院的经理说： “我们没有养过票贩子，也无力跟他们抗衡。”
黄牛自称，他们拿到的都是内部票——他们的“老大”以110元的价格从“内部人士”那里拿票。
为了遏制黄牛行为，这家万达影城想了些办法——解锁售票，在每天早上8点和下午2点对外销售。但这些并没有改变什么。
一位行业内人士金先生向虎嗅透露，买会员卡、团体票是黄牛的普遍做法，还有一些非北京地区的黄牛跟影院“沟通”好，拿到最低的价格，然后卖给企业或单位。
不法分子看到这个巨大的市场，乘虚而入。比如在天津，只要有票贩子的影城几乎被一两个非法组织控制。影院的管理者因为受到威胁恐吓不得已妥协，与这些黄牛里应外合。
鼎盛时期，票贩子直接买断黄金时段的全场电影票，不仅仅是赚差价，而是翻好几倍卖给观众。
《北京商报》在2014年暗访调查时发现:
黄牛分为“单打独斗”和“团队作战”两种：独自工作的电影黄牛主要通过网上团购和商场优惠券的回收进行拿票，由于进票渠道相对较少，竞争激烈，这些黄牛的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而“团队作战”减少了竞争，进票渠道更多，团队成员的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如果碰到特殊的档期，如春节或者假期，经常发生一票难求的现象，而黄牛的月收入甚至可过万。
黄牛也分“三六九等”：靠关系拿票的赚的是渠道钱，靠自己提前排队买票的赚的是体力钱，虽然陈义属于后者，但他也到达过“事业巅峰”。2012年12月，《人再囧途：泰囧》上映，80块钱一张票陈义卖到100元。那个时候的他也很大胆，一次拿票成百甚至上千张。电影上映的那段时间，陈义净赚两万元。那一年，他的年收入首次过10万。
除此之外，电影节也能让黄牛们稳赚一笔。2015年，第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在售票前特意提醒影迷，要通过官方正规渠道购买电影票，防范黄牛党带来的假票等意外状况。因为在此前的每届电影节，都有网友吐槽黄牛党高价卖票。
据环球网当时的报道：
在电影节上公映的《进击的巨人》被黄牛热炒到300元一张，而原价为不超过100元;另一部电影《预告犯》被黄牛炒到400元，原价只要60元。而一些有明星参与的粉丝见面会更是夸张，票价逼近1000元。即便如此，高价票依旧被一枪而空，一位想买票的影迷想通过黄牛买票，但黄牛告诉他：手中票量充裕，但只卖给“想看和有经济实力的消费者”。
彼时，电影票供不应求、购票渠道单一，无法与巨大的观众基数与观影需求匹配，这给了黄牛机会，他们利用电影票信息不对称，及各院线的区别定价为自己谋求了巨大的生存的空间，他们大量囤积，甚至造成了电影票的垄断。
黄牛的衰落
随着线上票务的兴起，黄牛势力迅速衰落。
2010年，美国大片《阿凡达》登陆中国，引爆了中国的电影市场，尤其体现在有IMAX厅的电影院，票价高得离谱，被黄牛炒到800元。
2010年1月，《阿凡达》在中国上映后的火爆场面。图为北京UME星美国际影城
当时刚刚起步的线上票务平台格瓦拉事先从影院预留了一部分票，以低于电影院的票价放到平台上卖。由此，线上购票、选座、终端取票机的购票方式正式诞生。
在线票务的萌芽期在2010年~2013年形成。团购的低价与影院的高票价相比，前者优势非常明显，而且方便快捷，以此培养出了一批观众。这也成为电影黄牛没落的开始。
格瓦拉之后，猫眼电影、时光网、网票网等一大批线上票务平台兴起。那时的线上电影平台主要以团购为主。
当时，华夏电影发行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群飞预测：
“未来团购电影票的盈利点将会从低价转变为提供便捷的服务。与此同时，各大影院联合起来，根据市场的变化可以对票价相应地降低，使电影票价在整体上有所回落，掐断‘黄牛’的盈利途径。”
一语成谶。
2014年，淘宝电影、微影时代成立;2015年，猫眼电影独立，与前两者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由此，烧钱大战正式打响——以补贴电影票的形式抢占在线票务市场份额。
到了2017年，线上票务已经可以独当一面。截止2017年末，中国在线电影票务比例接近80%，这一领域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在此期间，中国电影市场飞速发展。从2012年的13118块银幕(全国)增长至2017年的50776块。票房从2012年的170.7亿元增长到2017年599.11亿元。这也意味着，电影票不再是票务市场的稀缺资源。
金先生认为，线上票务挤压了价格差异空间，在线选座直接切断了黄牛与顾客接触的机会。
互联网改变了中国电影票务商业模式，新一代电影消费者的习惯都从线下转到了线上，公平、透明和可视化的买票体验，使当年横行影院的草莽黄牛们眼睁睁地看着整个群体迅速衰落。
陈义就是见证者：
“过去线上选票技术没那么发达，电影院也没有那么多，大家到了一家电影院必须得看，要不就白来了，所以只能排队。现在不一样了，如果这家电影院没票了可以选别家的。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尽管黄牛也在与时俱进，同时下手线上和线下，但线上票务平台的飞速发展，消除了信息不对等的，让购票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甚至颠覆了行业规则。
随着平台与影院愈加紧密的合作，黄牛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市场份额快速萎缩。时至今日，黄牛几乎已经退出了舞台。
黄牛的出路
陈义非常看好《后来的我们》之后上映的《复仇者联盟3》。
《复联3》上映当天(5月11日)的售票情况异常火爆。就北京来说，热门影院和下班后的黄金时段的电影票早在白天被抢空，只剩下最前排或边缘的位置。
虎嗅在调查的过程中找到了两位线上售票的黄牛，并从其中一位那里以80元的票价买到了周六下午一点半，位于华星UME第三排中间的电影票，票价是猫眼的一半。两位黄牛都表示，大部分售出的电影票是不予改签或退票的，只有小部分影院可以。
电影上映首日的票房达到了4.46亿元。那一天，陈义赚了500块钱。对于他来说，日收入500已经不多见了。
尽管陈义也想过转行去做演出和演唱会的票务，但那个行业的水比电影票更深，他说：“很多人会欺负新人的，而且又没有上家拿货。” 也因为自己从业长达7年之久，对电影黄牛这个行业更加熟悉，尽管收入越来越少，但他还是选择维持现状。
而令金先生羡慕的是，他所认识的两位黄牛都经历了巅峰时期：其中一位来自陕西，在2009年到2013年间完成了“原始积累”，在线上票务颠覆购票方式前，转去做了投资，并开了自己的影院。现在混得很好，经营着三家店，近期已经开始倒卖电影院了;另一位黄牛来自山东，转型后开了公司，做地方票务代理，用金先生的话说，“后者还是改邪归正的案例，现在规规矩矩的。”
一个时代过去了，黄牛们未必都有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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